今夕何夕重庆“摩帮”往事如烟（一）

　　，在中国制造业“民”风口，成就了这个名头很响、江湖味很浓的摩企群体，成为重庆的一张重要名片和打造重庆摩托之都的美称。

　　重庆“摩帮”的兴起，始于嘉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所有的兵工企业都面临“民”的重大课题。嘉陵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孙寿彭大胆提出生产摩托车。1979年4月，嘉陵开始组建摩托车研究所，仅用5个月时间，就造出了中国首辆民用摩托车CJ50。作为国庆献礼，5辆嘉陵CJ50型摩托车在广场绕场骑行，一时间引起了极大轰动。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一年，重庆人尹明善54岁、左宗申40岁、涂建华29岁，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进入摩托车行业，从此书写了重庆“摩帮”崭新的篇章。斗转星移，三十年之后的2018年，左宗申、尹明善涂建华，共同入选中国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迎来了重庆“摩帮”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吴家龙、马述林在《重庆工业简史》专著中把重庆工业发展的独特路径概括为“跳跃式发展”：即重庆工业的历史进程，不是一般地区传统的平稳渐进式的发展，而是一种特定地区的跳跃式发展。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腹地，交通相对方便，周边人口众多，资源富集，因此，有条件成为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战略大后方。

　　130年来，重庆工业的四次跳跃式发展，总是与历史的骤然转变、与重大政治事件紧密相关。

　　第一次跳跃式发展是抗日战争时期。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沿海工业内迁，促成了重庆工业快速地发展，使重庆成了战时大后方的工业中心。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广东兵工厂等迁渝，几句了全国主要兵器生产能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重庆兵工厂占大后方总数的54.4%，拥有职工占大后方总数的72.7%，拥有机器占大后方67.2%，生产能力占90%以上。

　　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的血脉在重庆得以延续，抗战胜利时，全市工厂达到1690家，占国统区的28.3%。其中，在内迁的424户非公有制企业中，机械电器有169家，不少是行业大厂。如由汉阳铁工厂、上炼钢厂迁渝联合组建的大渡口钢铁厂，是大后方唯一的钢铁联合企业，也是大后方最大的工业企业。

　　第二次跳跃式发展是在“三线建设”时期。三线建设奠定了重庆工业在全国的地位，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工业基地。1964年，美国把战火燃烧到我国南边近邻，国家在面临外地入侵的情况下预做侵略战争准备，以临战状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地区（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北、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重庆是三线年，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基地成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总体上分南北两线，南线围绕地面压制火炮和大口径高射炮，北线围绕光学仪器、火攻产品和炮弹，布置了一系列工厂；并对重庆主城原有的几大兵工厂，也进行了改建和扩建，着重加强了防控措施。

　　重庆工业的后两次跳跃式发展，则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由重庆计划单列和重庆直辖两大政治事件激发的。

　　第三次跳跃式发展是在计划单列时期（1983-1996）。1983年中央决定在重庆开展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实行计划单列体制，赋予省级经管权限。从1983年到1988年，重庆市用外汇2.75亿美元，大规模引进了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的技术，成交了310多项合同（其中，生产关键设备项目240多项、设计制造生产的基本工艺管理项目58项），对一批公司进行了技术改造。

　　计划单列期间，重庆市重点培养汽车摩托车、冶金、化工三大支柱产业。到1996年，三大支柱产业实现产值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0.42%，其中汽车摩托车产值占全市的29.19%，成为重庆的第一支柱。

　　与此同时，计划单列时期，重庆市还通过调整原三线工业公司布局，根本改善了一批重要企业的外部生存条件。

　　比如，原散布在偏远山区的40多家国防工业公司和科研院所先后迁入市区，最贱形成格局特色的四大工业片区：

　　南岸区南坪电子仪器仪表工业区（三厂三所）：338厂、789厂、759厂和电子24所、26所、44所。

　　巴南区鱼洞汽车及重型机械加工工业区：南线个兵工厂调迁聚集鱼洞大江工业园。

　　江北区冉家坝精密电器仪表工业园：万县的452厂、454厂、455厂、457厂、487厂、489厂等船舶系统6个工厂调迁聚集。

　　九龙坡区石桥铺科研区：兵器59所、航天机电设计院、机械部第三设计院、中石化润滑油研究院、重型汽车研究所、515厂、289厂等调迁聚集。

　　这些国防工业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调整迁建，不但促进了一批工业新区和企业群体的兴起，更重要的是为20世纪90年代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第四次跳跃式发展是成立重庆直辖市以后，重庆直辖为老工业基地振兴创造了体制条件和发展机遇。1997年重庆直辖恰逢亚洲金融危机，重庆工业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调整时期，通过“壮士断腕”式关停并转，终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2000年整体扭亏为盈，由此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

　　从2016年起，重庆工业进入了一个战略性结构调整时期，把制造业高水平发展放到突出位置，推动支柱产业迭代升级，壮大“芯屏器核网”产业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成为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所谓“三线年起我国在国境内的三线地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1964年，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主席一直在思考怎么样防御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问题。1964年4月，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关于应对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引起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64年5月10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时，毛主席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基础工业，要摆好”。“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

　　同年5月27日，毛主席在菊香屋主持召开会时说：“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薪水都拿去搞。在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

　　当时，四川有7000多万人口（含直辖之前的重庆市），57万平方公里土地，农产品丰富，自然条件好，相当于国际上一个大国，回旋余地大。相对于整个西部来说，四川的基础条件较好。因此，三线建设的重点自然就放在四川，四川三线建设的重点则是“两基一线”，即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成都至昆明铁路线。

　　根据毛主席调整传播工业布局的指示，在重庆沿江，上起永川、江津，下至涪陵、万县，布置了17个工厂，形成了完整的传播工业基地，能制造军用水面舰艇和潜水艇。

　　为满足部队重型火炮和地地导弹用重型汽车急需，从法国引进了贝里埃重型汽车整车制造技术，从西欧引进了工艺装备，在重庆配套建设了6个工厂，形成了完整的重型汽车制造基地。

　　同时，为了给军工生产配套，对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进行了改扩建，把鞍钢中板厂搬迁到了重庆，新建了重钢四厂。新建西南铝加工厂，安装了3万吨水压机、1.25万吨卧式挤压机、2.8米热轧机与2.8米冷轧机。

　　除了军工企业以外，还有一系列民用工厂也迁建到重庆。仅重庆地方机械工业（不含军工），就有从上海、天津、沈阳、长春、无锡、杭州等地内迁来渝41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如浦陵机器厂、红岩机器厂、重庆起重机厂、矿山机械厂、江北机械厂、重庆仪表厂、重庆气体压缩机厂、重庆工具厂、重庆标准件厂、重庆电机厂、重庆钢球厂、重庆试验设备厂等）。

　　除了工厂外，从1965年起，还陆续迁建和新建了许多研究所，重庆现在有影响的科研院所大多数都是那时奠定的基础。如兵器54所、兵器62所，一机部第三设计院、重庆自动化仪表研究所、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重庆重型汽车研究所、交通部重庆公路研究所，电子部24所、26所、44所，石油部重庆润滑油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重庆分所等。另外，在此之前的冶金部重庆钢铁设计院、煤炭部重庆煤炭设计院也在三线建设时进行了扩充。

　　1965年11月中旬，中央在、李井泉等陪同下，到重庆视察了军工企业，先后参观了建设、重钢、长安等厂，并在住所召集了五次会议主要听取有关三线工作的汇报。就重庆南线毫米高射炮生产基地、重庆北线光学仪器和核工业基地、长江沿线的造船基地及配套研究所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证部署。

　　三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沿海工业向内地搬迁。比如，上海浦陵机器厂是一家生产小型汽油发动机的动力机械厂，1964年10月29日被确定为试点搬迁企业后，仅用40天就完成了新厂的全部土建工程。设备搬迁流程采用先绘制安装平面图、机器部件编号、运至新址对号入座、迅速投入安装的方法。搬迁的全部256台设备只用了18天便拆迁完毕。从迁建到投产，总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被三线建设委员会树为迅速迁建的先进典型。

　　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三线建设时期为航空航天工业配套建设的特大型企业，项目总投资4.1亿元，作为三线建设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之一，其基建过程颇为曲折。该厂原定在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城，后该在重庆巴县西彭。三线建设开始后，按照“山-散-洞”的建设方针，把全厂分为彼此相聚2-3公里的压延、挤模压、机电修配和仓库4个区。

　　1965年，工程大规模上马，由冶金部第六冶金建设公司承建。““期间，工厂建设收到严重影响，国家实行军事管制。1970年5月，熔铸车间建成投产；7月，压延车间建成投产。1971年3月，挤模压车间建成投产。1972年5月，6条生产线全部建成投产。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严峻。中央决定研制“两弹一星”和新型飞机，所需原材料及其制造装备必须立足国内。1961年5月15日，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关于安排九套大型成套设备生产任务的报告，这就是俗称的“九大件”。其中，“九大件”中的四大件（3万吨模锻水压机+1.25万吨卧式挤压机+辊宽2800毫米热轧铝板轧机+辊宽2800毫米冷轧铝板轧机）就是西南铝加工厂所需要的设备。

　　3万吨立式水压机，由第一重机厂、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负责研究、设计、制造，1960年8月开始至1967年完成制造，1973年投入生产。水压机整体为锻焊结构，本体重7100吨，1978年3月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1.25万吨卧式挤压机，由沈阳重机厂制造，水压机为四柱卧式，附穿孔系统，净重90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年又获得国家银质奖。

　　2.8米热轧机和2.8米冷轧机，由第一重机厂、太原重机厂制造，机组为四辊可逆式，1961年开始研制，1972年正式投产，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改革开放以前，西南铝“四大件”属于国宝级设备，不宣传，不开放参观。3万吨水压机，从20世纪80年代起，即承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大型锻件加工任务，其中钛合金起落架可能算是世界上要求最严峻的锻件。

　　另外，重庆重型越野汽车生产基地的建设，亦然是可歌可泣。20世纪60年代，我们国家生产的重炮、导弹陆续装备部队，但部队需要的重型越野车却无法自行生产。

　　1964年初，法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1964年底，一机部汽车局组织重型汽车考察团，到法国贝里埃公司谈判引进GBU15重型汽车技术。1966年6月，利用法国贝里埃公司技术带进的部分散件，试制成功红岩CQ260型重型越野汽车样车，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凭借出色的越野性能，红岩重型车在崎岖山路畅行无阻。

　　1964年10月，国家相关部门决定在西南、西北地区各建设一个重型军用越野汽车生产基地。西南基地安排为四川重型汽车制造厂、重庆发动机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汽车配件制造厂、重庆红岩汽车弹簧厂、重庆油泵油嘴厂、重庆汽车研究所，简称为“六厂一所”。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重庆经济社会“从南往北”的发展，某一些程度上也是基于三线建设奠定的物质基础。

　　比如，从1984年开始的三线企业调整改造持续了十几个年头，陆续有30多家企业和事业单位搬迁入主城区，形成了四大新工业区：南坪电子工业区、鱼洞汽车和重型机械加工区、石桥铺高新技术工业区、冉家坝精密仪器仪表工业区。

　　1991年3月，国务院批准成立的“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依托石桥铺高新技术工业区（1995年8月15日，在高新技术开发区所属的石桥铺二郎片区成立了重庆宗申机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开启“宗申”牌摩托车制造之路）。1993年4月，国务院批准成立“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则主要依托南坪电子工业区。

　　总言之，三线建设极大地壮大了重庆工业实力。通过三线建设，重庆形成以机械、冶金、化学工业为主体，轻纺工业相对发达，能源交通为基础的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常规武器方面，能够生产各种、火炮、坦克及履带车辆、特种装备及其配套的各种光学仪器、弹药、化工产品；船舶工业可生产多种舰船、船用动力设备、船用成套仪器及水中兵器。同时，这也奠定了重庆电子工业发展基础。重庆地区原材料工业得到了极大加强，制造水平得到普遍提升。因此，可以说，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重庆工业在全国的地位。

　　也可以说，三线建设奠定的重庆工业物质技术基础，是那一代人用劳动积累成就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起飞的跑道，是前辈们用血汗铺就的，今天的我们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向上攀登。

　　当时流传着“精兵强将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的说法，各地的三线建设移民主要为优秀的熟练技工、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加大地壮大了重庆的科研技术力量和产业工人队伍，这批人在艰苦复杂的大规模建设和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磨炼，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在经济主战场上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为重庆工业基地的成长和重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增添了有生力量。

　　此外，大量移民的涌入（职工及随迁家属约30万人）对重庆的城市文化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今天重庆人热情好客、开放趋新、接纳五湖四海的宽广和包容的品格。

　　由此，我们能说，1965年到1980年，是重庆工业发展史上及其重要的时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三线建设时期。三线建设是出于战备和改善国家生产力布局而谋划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三线建设一举奠定了重庆作为共和国战略后方基地的地位。

　　上世纪中国发展历史上，国家从大战略高度，选择重庆作为常规兵器工业建设基地，还在于重庆拥有较强的工业实力，发展工业的基础条件好。

　　重庆的兵器工业七大老厂（望江、长安、建设、空压、嘉陵、建设、江陵）在全国占有主体地位。1956年引进消化了苏联的制式武器，各厂都进行了改造扩建，实力雄厚。

　　1937年7月，抗战全方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紧急成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主任委员），明白准确地提出：当务之急是将沿海地区工厂迁往内地，组建大后方基地，支持抗战。

　　据1938年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当时全国登记的符合工厂法规标准的工厂共有3925家，集中在沿海地区占总数的75%。紧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的400多家工厂迁来重庆，最重要的包含机器制造、兵器工业、化学、纺织、冶金等工业公司，重庆迅速成为战时中国大后方唯一的工业门类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内迁兵工厂奉命迁到重庆，与重庆原有的工业基础组合，从而形成了抗战时期我国兵器工业生产中心。经过内迁及内迁过程中的分立合并，到1940年底内迁工作结束，国民政府兵工署直辖的独立兵工厂共有17家，其中重庆有11家、四川1家、云南1家、贵州3家、湖南1家。

　　1938年2月，兵工署发出更改全国兵工厂名称的训令，决定全国兵工厂一律以数字为序，简称军政部兵工署第XX兵工厂，具体办法是每省编10个单位，以便记忆。其中，在四川的兵工厂编号为第20至第29厂。

　　根据吴家龙、马述林《重庆工业简史》专著，在此简要介绍，孕育了重庆“摩帮”的建设机床厂、嘉陵机器厂、望江机器厂：

　　国营建设机床厂：前身为兵工署第1兵工厂，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的汉阳兵工厂，是我国历史悠远长久、产品众多的综合性兵工厂之一。1938年6月，奉命迁湖南辰溪，1939年5月复奉命迁渝。在重庆鹅公岩勘定厂址，开凿山洞，修筑厂房，恢复生产。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有机器1703台、员工兵夫5071人，每月可出步枪0.54万支、75毫米炮弹0.4万发。

　　国营嘉陵机器厂：前身为兵工署第25兵工厂，该厂原系湖南株洲炮兵技术研究处之枪弹厂，1938年4月奉令迁渝，勘定沙坪坝詹家溪厂址。1939年1月，从炮兵处分出，成立第25兵工厂。产品以枪弹、手榴弹为主。抗战期间生产规模仅次于第20兵工厂（国营长江电工厂前身）的枪弹专业生产厂。至1945年，有机器设备1430台、员工兵夫3267人，每月能生产枪弹550万发、手榴弹6万颗。

　　国营望江机器厂：前身为兵工署第50兵工厂，该厂原为创建于1933年7月的广东第二兵器制造厂。1938年4月奉令迁渝，并改名为兵工署第50兵工厂，勘定重庆近郊郭家沱厂址。1939年初正式复工。基本的产品为火炮与炮弹，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最主要的重武器生产厂商。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有机器设备1076部（含成都分厂336部）、员工兵夫5249人（含成都分厂1359人），每月能生产37毫米战车防御炮2门、60毫米迫击炮200门、150毫米迫击炮弹0.4万发、60毫米迫击炮弹5万发、75毫米迫击炮弹0.4万发。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重庆兵器工业，奠定了重庆工业基地在新中国工业发展进程中的初始地位；民更是“催生”了重庆摩托车工业。

　　改革开放后，在“七五”期间（1986-1990年），重庆军工企业开发民用品，开始将主要领域从自行车、电风扇、座钟等日用消费品生产转向开发国内外市场需要的附加值高的民用品，形成批量生产能力。

　　通过将军工企业改造为军民结合型企业，在军工企业与民用工业公司之间建立配套协作，迅速形成了以摩托车、汽车为主的支柱产业，在全国率先走出了军民结合的新路子，也由此孕育了后来声震江湖的重庆“摩帮”。

　　在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中央慎重考略了苏联援助工程建设项目的地区布局。当时确定的基本出发点是：第一，要发挥东北工业基地的作用；第二，要尽可能利用一些老工业基础，建设新的工业基地（比如重庆、太原、武汉）；第三，要避开沿海敌人骚扰的范围。

　　1958年12月，向毛主席汇报经济工作时谈到，就全国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真正的基点是四个基点（上海、天津、黑龙江、辽宁），两个半基点（重庆、太原）。毛主席说支援这些重点，保证这些重点，还有一些重要的厂，使它发挥作用。搞这些重点，都是为全国所有地方，它搞得多，别的地方就快。

　　“一五”时期，重庆实际上也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对重庆重点企业建设十分关心。1957年3月，毛主席视察重钢和建设机床厂。1957年2月、1958年3月，周恩来总理视察重钢、狮子滩水电站。1957年3月，朱德委员长视察重钢和建设厂。

　　“一五”时期，国家能够说是，真正集万千宠爱于重庆。比如，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富春、、，副主席彭德怀、贺龙、、，也分别来渝视察了长安、望江、江陵、长江等国防工厂。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三线企业调整改造的深入推进，重庆进入了“军民结合”的成熟时期。重庆一批国防军工企业发挥自身优势，积极面向市场开发民品，不断成长壮大，实现发展转型。

　　摩托车是重庆工业实行“军民结合”生产的重要产品。原来我国仅有上海、济南两家厂点生产，年产量仅有几千辆摩托车。重庆军工企业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联合市内外军工与民用企业实行分工协作，组建经济联合体，一开始就实现了摩托车大批量生产，并且引进日本先进的技术，产品迅速占领全国市场。

　　1986年，重庆摩托车产量达到30万辆，占全国产量的48%。1990年，重庆摩托车制造业生产能力达到100万辆，产品全部达到国际20世界80年代水平。

　　“嘉陵”“建设”两大品牌成为中国摩托车排头兵。1995年，重庆摩托车产量达到220万辆，嘉陵、建设的产量均突破100万辆。产品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嘉陵集团产量达到114万辆，居全国同行业之冠，居世界同行业之四。

　　1981年起，嘉陵厂与日本本田公司开展技术合作，是国内最早开展国际合作的国有企业。1987年，嘉陵积极探索公司集团股份制试点工作，成立中国嘉陵集团，是中国最早实行公司集团试点和股份制试点的企业之一。

　　1991年，嘉陵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首批55家试点公司集团之一，经国家计委批准，国家对其实行计划单列。1993年，嘉陵进行股份制规范改组，军品生产、生活后勤等资产由嘉陵机器厂经营，摩托车位生产经营资产剥离改组为“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5年，“中国嘉陵”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当年，嘉陵摩托车产销分别达到115万辆和114万辆，出售的收益达到46.53亿元、利润达到4.69亿元，成为国内第一家产销上100万的摩托车企业，荣获“中国摩托车之王”称号。1996年4月，嘉陵被评定为1995年“中国最有价值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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